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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响亮爱吹牛,他的话我总是打三折听,总之王老爷子一辈子不容易,这是真的。
王响亮小学毕业就辍学,投奔了省城一个做生意的叔叔,十七岁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,王响亮开着一辆宝马车去学校找我玩,细脖子上套了三圈金链子,一时间轰动全校。
当时,王响亮骄傲的甩给我一盒中华,说在省里靠上了一个老大,以后有的是过不完的富贵日子,还说要带我去省城最大的洗浴中心找最漂亮的小姐给我开苞。
我对小姐没兴趣,只是很好奇是哪个老大有如此大的魄力,敢收下这个身背欠揍纹身的小弟。
我再三追问,王响亮却三缄其口。
那天王响亮豪情壮志的规划了他的伟大人生,发大财,发大财,还是发大财。
我沉默的听着,然后借了他五块钱,去学校后面书报亭买了一本《萌芽》杂志,当时杂志上还连载着李海洋的《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》,王响亮的形象在我心中和查必良完美重合,区别只是王响亮当时比书中的查必良更牛逼一些。
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臭文青,只善于透过书本看世界。
我对王响亮的豪情壮志没有任何感觉,高中那三年,我只关心两件事,一是我的文学梦,二是那个让我心甘情愿为她买蛋炒饭的女孩儿。
我二十一岁那年大学毕业,王响亮同样在那一年黯然回乡,大宝马换成了自行车,缠了三圈的金链子也在脖子上彻底消失,随手乱扔的中华变成了五块钱一盒的白将军。
听同样在省城上学的同学说,王响亮在省城摊上了大事儿,可什么事儿谁都不知道。
王响亮自己也不说,我也不问,这就是多年兄弟的默契。
他力气大,人又机灵,找了关系进了这家饲料厂,做起保安来,我父亲托关系把我送进来的时候,他已经在厂里干了一年。
我进厂的那天,他明显一愣,看着我直摇头,说我是读书的苗子,没读出来可惜了。
我一声苦笑,路是自己选的,我认命。